宁浩得了“大师”病？
电影里几次出现张北京洗车的场景，在他身后，是现代北京和古老北京的镜像重叠，这种镜头语言预示“张北京”作为一个老北京人面对网络化生活的措手不及，似乎也预示着《爆款好人》注定面对的尴尬。
作者 | 登徒子
编辑｜小白
排版 | 板牙
《爆款好人》上映之前，我就听人说这电影质量堪忧。
毕竟有《红毯先生》的前车之鉴，心里也有些预备。
后来看完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爆款好人》也不好看，但跟《红毯先生》是“不一样”的不好看。
如果说春节档乃至任何一个档期，观众对明星的自我致敬或自我默哀十分无感的话，那么《爆款好人》则是观众对“挠不着痒痒”的咬牙切齿。
至少我进电影院看了之后，总结一下自己的观影体验：
前三十分钟根本坐不住，后来能坐得住了，不是它变得好看了，而是习惯它这种节奏。
简单地说，“一个北京大爷成为网红，逆袭人生，让自己不是‘幺蛾子’，还能扬眉吐气一番，最后归于沉寂”，这个故事其实挺不错的。
它需要凸显极强的讽刺感，对社会现象、民众群像、平民生活乃至当代网络乱象有较为深刻的鞭笞，只不过这种鞭笞是含笑半步癫式的翩翩而入。
但《爆款好人》没做到这一点，它很喧闹、很热闹、很吵闹，就是没有让人会心一笑的默契。
影片最后，当张北京的“维权哥”成了网络的昨日黄花，这位大爷在商场外看到雷佳音扮演的秦丞相时，执着地想要和张艺谋合影。在电影里张北京几次提到张艺谋，咱也不知道这是出于怎样的执念。
不过今时今日，张艺谋只要不拍《长城》，不跟某些演员合作，那他就是电影圈顶流。因为他的电影虽然不好笑，但观众记住了“士农工商”和“正当防卫”。
这份勇气，在如今屈指可数。
而《爆款好人》太多，因为“好人”太多。
大家主打一个和睦的欢闹气氛，却忘了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01
故事
张北京是《我和我的祖国》之《你好北京》单元中的主角，作为2019年国庆档的应景之作，一样的导演，一样的演员，宁浩试图把这个人物再度深入刻画，愿望是好的，毕竟2019年网红和网红带货没那么火，也许观众会对一个过去的人物带着残留的记忆，重新品味北京大爷的新生。
但这就是以上我说的“前三十分钟坐不住”的原因：
在人物尚未铺垫好情绪的时候，他爆发了。
开着玩具火车追着李雪琴满处跑，接着在众人哄笑中出了祸事。然后在围观群众的手机里被快速传播，成了“维权哥”。
这个节奏很快，快到不了解人物心理状态的渐变时忽然看到他发飙，尽管都知道他是因为儿子要结婚，前妻和“老公哥”话里话外对他不大看得起，于是他因为一件小事成了“网红”。
平庸了一辈子的张北京打算“干大事”，和两个小伙伴在一起拿着手机四处维权，接着被网红公司收编，接着又遇到李雪琴，看见人家孤儿寡母从东北到北京闯荡不易，于是违规带货，被舆论网暴，最后凭借大无畏的精神舍己为人，让观众看到张北京是个爷们，是个人物。最后在商场试图和张艺谋合影未遂，他大笑“谁还没红过？！”而去。
我浓缩了整个电影的主题，并觉得这个主题一点毛病没有。
坏就坏在逻辑和表演上。
《爆款好人》有几处逻辑硬伤，简单归纳即“蜻蜓点水”，宁浩试图在影片中容纳很多元素，如网红公司的疯狂运营、网络舆论的黑白不分、一个普通人变成网红后的心路历程、一个社会的时代群像。
而最后一点才是推进整个故事的动力——
它一定要有善恶、忠奸、是非之分。
电影也似乎真的做到了，不过显然没有深挖下去。
整部电影中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笑哥向张北京一行人展示公司运营的数据监控和操纵手段，这个场面设计得很棒，但它没有被用到，只是纯展示而已。这个本该成为张北京先红后翻车的伏笔没有了——
当张北京和笑哥因为带货问题发生矛盾后，笑哥说“我公司快做不下去了”，然后就真的做不下去了，整个公司没了。
这里要注意一下，张北京因为马场维权险些遭遇官司时笑哥登场，然后轻松摆平，展示实力后和张北京签约帮他管理账号，还在他按照计划“维权”后轻松给他打过去两万块钱，这笔钱是张北京的底气。接着他再遇到李雪琴，出于正义感打算帮她卖肥皂，此时距离他和笑哥的合作才开始不久，影片没有交代具体时间，但笑哥仿佛一夜之间就垮了。
然后，这条线断了。
张北京带货遭遇网暴，他以为是笑哥安排的，带人找他算账，人家说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接着张北京给他打了几千块钱，这一举动感动了笑哥，让他成了张北京逆袭的助力。
这属于“收编行为”。而张北京违约带货，出于正义感和古道热肠，情理上没错，但咱们在商言商，他跟笑哥是签了合同的。
这个过程中，从张北京“维权哥”人设崩塌到摈弃网红身份回归普通人，自始至终，他面对的最大敌人是谁？
是唯利是图的笑哥？是反复无常的网络舆论场？还是自我的身份认知？
理论上两者都有，但这个“敌人”太空泛，以至于张北京随后所做的和他之前一样，都是应付人情世故。
看出问题了吗？
这个故事里没有反派。
“敌人”是谁？是“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是谁？是玩闹大爷张北京。
电影给张北京设置了几次冲突，一是李雪琴（角色）儿子为了报复他两次深夜砸他家玻璃，一是他在笑哥帮助下找到网暴他的网民，现实中的小孩。在冲突中他被带去派出所，出来后自己出租车上满是脏话涂鸦。
这已是本片最激烈的矛盾了。
嗯，连冲突都设置得“含情脉脉”，颇有些“好人打好人，误会了”的天然萌。
很和谐、很团结，似乎显得整个故事的氛围人情味浓郁。
但观众怎么想？
现在距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人家为什么花钱进影院看一台小品？
如果要设计一个强烈的戏剧冲突，至少该让观众心服口服。
类似的人物情景设置在《红毯先生》里亦有体现：
刘德华（角色）最“违背”社会公德的就是他险些和女孩子发生“意外”，就这也被忽然的“道德”制止了。
还是那句话：
大家为什么要在影院看“自我检讨”的小品？
02
人物
说完主要逻辑设置，再说表演。
《爆款好人》和《红毯先生》中都有一些群演的硬伤，这个群演是宁浩最近作品的通病：
一些不重要的过场演员会通过夸张的演技配合剧情推进，展现矛盾。
我不是有意贬损内地一部分学院派演员，但在一些电影中，某些年轻演员演技明显有些“过”了，让一种舞台剧的角色肢体动作和夸张表情出现在电影中。
导演似乎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但对比一下古早时代的同类型作品，包括宁浩自己的作品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等，哪些过渡演员演技夸张到一看就是“演”出来的？
但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葛优的表演。
“看不下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爆款好人》中的演技。
刘德华演得没什么大问题，也许是因为《红毯先生》中他在演他自己。
《爆款好人》中葛优一直在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诠释一个北京大爷“浑不吝”的状态，这很要命。事实上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脑海里一直在翻找《大撒把》《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甲方乙方》，甚至包括《编辑部的故事》。并试图把那些电影里的葛优和《爆款好人》里的张北京重叠在一起，但“查重率”太低。
大多数时候，张北京始终保持一种激昂的情绪，这种情绪时常没有任何过渡就爆发。
在他洗完澡回家遭遇“偷袭”那场戏里，虽然植入了“捡肥皂”等略显巧妙的情节。宁浩也试图在台词里加入“软肋”等略显禁忌的语境，但都是浅尝辄止。
反倒是张北京这个人物，他本应有的平民烟火气被葛优夸张的举止遮盖了大半。连最后他试图拼了命要和“张艺谋”合影都显得十分不可理喻。
这不符合一个普通人的真实反映。也让本该成为“英雄”的网红大爷人设变得呱噪，似乎他一直都不值得前妻和儿子尊重。
而转折点恰恰在儿子的婚礼上，尽管此前剧情给人的感觉是“没钱的亲爹不如有钱的后爹”，但在具体呈现上，前妻一家人对张北京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
那么问题很明显：
他从一开始发飙变成“维权哥”，到后来主动当恶人为李雪琴引流，这个心态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
我没有看到。
影片也没有设置好人物的细节处理。
依然回到那个问题——
一切都过于表象。
当张北京等人打算翻红时，李雪琴（角色）的儿子一句怒吼“你们都是坏人！”给了张北京多大的心灵震撼？他盯着自己那双擦掉油漆的手在想什么？此前的铺垫在哪里？他是怎么懂得反向操控舆论的？都没有交代清楚。
这让人设始终浮于表面，导致故事结构很完整，角色不丰满，或者说不立体，抑或干脆说在观众看来，《爆款好人》成不了爆款。
03
环境
宁浩是个有才华的人。
我一直这么认为。
就凭他拍过一部《无人区》，我能感受到他设置的环境中给观众带来彻骨的寒意。
至于再之前的作品，如《疯狂》等，一句“满嘴顺口溜，你想考研啊？！”流传到现在。他很擅长通过各种巧合设计出一个精彩的故事，观众能通过人物的肢体语言和简单的台词窥见角色的内心变化。
然而这两年，宁浩似乎在寻求新的突破，或者干脆简单直说：
他在寻求一种“意境”。
是的，和某些中年导演一样，他有些忘却了当年观众喜爱他作品的原因。
故事情节喧闹有序，矛盾冲突鲜明合理，台词精辟点题，所有角色围绕一个矛盾冲突，演技自然真实，或者夸张到观众能够理解的程度。
就像我，我当然认为《爆款好人》理论上是一部标准的合家欢喜剧。
但问题是“过于标准”，标准到大家都是好的，所有矛盾都是误会。
网红带货直播，眼见建高楼，眼见宴宾客，眼见楼塌了。
这么好玩的有意思的，反映社会现象的题材，是不愿拍？不懂拍？还是不敢拍？
这两年翻车主播不少，国庆前就有几个案例。
观众走出影院拿手机一翻，在回忆影院里的故事，他们在想什么？
是觉得拍得真好？还是无法形容？
脱离表演讲故事，那是微短剧。
脱离背景讲故事，那是生喜剧。
对，我最近创作出“生”这个词境，即架空时代背景和社会民生百态，只讲“包子饺子太多了，我吃不下，真烦”这种撒娇式的文艺表达，它圆满到观众看后摆脱不了意兴阑珊的情绪：
“我”想看到“张北京”在这个急功近利的世界里，用浑不吝的方式反抗，然后大笑而去。
但，宁浩和葛优都浅尝辄止。
这就很“生”，“生”到脱离生活。
电影里几次出现张北京洗车的场景，在他身后，是现代北京和古老北京的镜像重叠，这种镜头语言预示“张北京”作为一个老北京人面对网络化生活的措手不及，似乎也预示着《爆款好人》注定面对的尴尬：
互联网氛围、舆论场特质、网络戾气、网红生活、时代变化，被掩埋在一场场必须的“合家欢”中。
那么必须再次提出此前的一个问题：
“电影，是拍给谁看的？”
导演对作品的审视是否自己也满意？
观众对电影表现出的主题是否能够结合当下真实的感知？
我们需不需要在喜剧中让“阴暗面”出现？
人们有没有必要在电影里窥见嬉笑怒骂中这个世界的本质？
如果这些满足不了观众——作为“社会群体一分子”对生活感受的认同，那么故事就不成立。
观众有血肉，故事也该有思想，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电影。
这么简单的道理，如今也变得愈发不可自证。
